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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與上海的不解情緣

2021-01-30 18:02:15 來源：

在張謇興辦實業、發展教育、從事社會公益事業的過程中，上海起到了獨特的作用。上海是張謇所創各項事業資金的主要募集地，技術和人才的核心來源地，設備和燃料的集中采購地，同時也是張謇從事早期現代化探索的思想啟迪處。

籌辦大生紗廠伊始，張謇就把集股的重心放在上海。大生紗廠的第一個內設機構，即大生上海公所，早在1896年就已經設立，彼時大生紗廠尚在創業者的謀劃中。大生上海公所在籌辦大生紗廠的過程中責任重大，負責采購機器物料、匯兌銀洋、報稅領照、與江海關交涉等事宜。1897年下半年，大生上海公所遷出暫寓的廣豐洋行，搬入天主堂街31號的春裕成，并改稱大生滬賬房。1907年大生紗廠第一次股東大會，決議將大生滬賬房改名為大生駐滬事務所，并取得與會計、考工、營業、庶務等四所同等的地位。

大生駐滬事務所是張謇將大生紗廠，以及之后創辦的一系列企事業單位與上海緊密聯系起來的紐帶。隨著南通現代化的進程，甚至成為南通在上海的窗口。大生駐滬事務所有效地加強了南通與上海之間的資金、人才、信息的交流，這對于南通接受上海的輻射，充分依托上海這個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承接來自上海的先進生產方式，汲取滬上的先進文化，有著不可估量的貢獻。

在此基礎上，張謇在上海十六鋪開辟碼頭，開通滬通之間定期的輪船航班。在張謇多年的奔走下，天生港自開商埠，江海關在南通設立分關，極大地便利了南通及周邊地區的商貿活動。這些舉措使得南通與上海之間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聯系。

上海同時也是張謇的一所社會學校。機器生產、新式教育都是新生事物，從傳統科舉中走出來的張謇，卻能夠駕輕就熟，除了天生稟賦對新事物敏感外，張謇勤于觀察和學習，又善于吸收和融合是主要原因。得風氣之先的上海，為張謇提供了很多范本。上海誕生了中國第一家機器棉紡織工廠上海機器織布廠，毀于大火的上海機器織布廠后來重建為華盛紡織總廠。華盛紡織總廠是張謇籌備大生紗廠時期主要的學習和借鑒對象，連企業的合同都愿意提供參考。

南洋公學由盛宣懷于1896年在上海創辦，第二年南洋公學師范院正式開學上課，揭開了中國師范教育的序幕。南洋公學還設有譯書院，1903年曾請官方頒布版權保護的告示。南洋公學的首任總理何嗣焜是張謇多年的密友，譯書院首任院長張元濟跟張謇志同道合，他們對于張謇日后興辦教育、開設翰墨林書局應該有啟迪作用。

上海中西交匯的特點，決定了對張謇的啟示是多元的。慈善是張謇在南通著力布局的公益事業，上海開埠之后，不僅慈善組織迅速增多，而且也出現一些與中國傳統慈善運作方式不同的模式，這些特色對張謇是有啟發作用的。寧波幫的代表人物葉澄衷創辦的懷德堂，是對企業困難員工撫恤的內部互助性質的慈善機構，經費來源一方面是葉澄衷旗下各商號共同籌集的大洋2萬元，另一方面是企業員工每人每天獻出一文錢，多助不限。張謇對此大為贊賞，認為懷德堂的善舉值得記錄和流傳下去，讓更多人知曉。張謇在南通倡議設立的新育嬰堂，充分吸收了天主教耶穌會在徐家匯設立的土山灣孤兒院教養結合的方法，在育嬰堂建筑上也吸取了土山灣孤兒院的經驗。

張謇探索現代化的思想，是在不斷的學習和實踐中形成并演進的，上海無疑也是張謇現代化思想的孵化地和催生地。還是以慈善為例，1901年張謇所作《上海懷德堂記》是研究其慈善思想形成的重要文獻。張謇引用《詩經·小雅》“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緊跟這句的是“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張謇認為天下沒有人能不依靠別人的幫助而成事，得到別人的幫助事成后，只能與人共苦，不能與人同甘，也就是不能讓別人分享成果，能得人心嗎？在闡述了人與人之間互助、知恩圖報的必要性后，張謇以《周禮》為例，認為中國的禮制中很早就對孤獨鰥寡人群有撫恤制度。張謇接下來談到歐洲，凡是為國效力致殘的，國家會給予終身補助，而為國捐軀的，國家會贍養其遺孀和孩子，以鼓舞人們的士氣。張謇認為，其實中國的古訓里也有這樣的思想，而葉澄衷對歐洲的有關撫恤的情況比較了解，借鑒了歐洲的有關做法，在致富之后，設立懷德堂，有與員工同甘共苦之意。

如果說南通是張謇探索富強之道的小舞臺的話，那么上海無疑就是張謇展示家國情懷的大舞臺。立憲運動、南北議和，張謇在其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張謇主持第二次吳淞開埠，入股《申報》、支持復旦公學、震旦學院、吳淞商船專科學校、江蘇省立水產學校、中國公學等學校，在上海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作者單位：南通市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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